秦升处罚本应是停赛6场 上级干预推翻纪委会决定

中国足协纪委会对秦升的处罚方案原本是停赛6场,但在上级部门的指令下不得不改为停赛半年……足改两周年,足管中心今年1月也已正式注销,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足球改革已经能够与主管部门的行政指示“脱钩”,虽然撤销足管中心的目的是为了脱钩,然而,现阶段足协作为社团机构甚至比原来还需要接受更多的指令:从三外援出场U23新政,到国奥打中甲的计划,再到秦升禁赛半年,背后都有体育总局的干预和影子。关注足改的人士认为,这说明足球改革进程的发展模式有必要重新审视。   

从去年底开始,体育总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密切关注足球的改革进程,甚至在篮球项目改革中,也提到了足协改革的经验教训,“目前有些中心的改革是违法违规的”,这其实就是指摘足管中心的改革出现问题,在人事改革进程中,甚至出现员工打官司告赢中国足协的情况。从这一个切入口,体育总局对足改的关注范围不断扩大,关于俱乐部大投入、青少年球员上场、奥运队伍组建甚至纪律处罚的干预,让市场化程度高的中国足球发展出现偏离方向的步调,一些政策,诸如限制外援、23岁球员首发、国奥打中甲以及重罚秦升等等,都出现了与足球运动管理规律不相符的情况。   

去年底,中国职业足球发展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引起了媒体和社会广泛关注。而最坐不住的就是体育总局。此前很少出现的体育总局新闻发言人,两次就足球改革发声,一次是在2016年12月30日,关于中超高薪引进外援等话题的谈话,一次是在2017年1月5日,关于大规模海外并购、俱乐部烧钱严重、外籍球员收入过高、不重视青训等问题的谈话,对用好规则和政策杠杆鼓励长期培养本土球员,对调节、抑制高价引援,合理限制球员过高收入,对完善俱乐部青训体系和梯队建设等都有过具体的阐述。体育总局明确表态,正会同中国足协和有关方面积极研究引导措施,确保职业足球健康发展。这就是足协出台三外援和U23新政的背景。而按中国足协的节奏,实行外援“3+1”应当是在2018年,3外援则根本没有考虑过,如果要考虑也是比较长远的问题。至于在中超(中甲)联赛中,每场比赛18人报名名单中至少要包括2名U23(2017赛季为1994年1月1日以后出生)国内球员,同时,首发11人中至少有1名U23国内球员。这个激进的做法,更不在足协的近期计划中。   

而关于国奥的组队思路,总局对足协原来请洋帅的计划也不太满意。今年1月4日,总局发布《国家体育总局新闻发言人就体育社团改革发展接受记者采访》,里面提到“优秀运动员、教练员是体育事业的宝贵财富,特别那些曾取得过优异运动成绩、在国内外具有较强社会影响力和较高知名度的体育人士……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,吸收他们进入各级体育社团领导机构、担任领导职务,既有可能性、又有必要性。”在这个思路下,除了姚明就职中国篮协主席,体育总局期待更多优秀运动员走上仕途,在足球领域,孙继海、邵佳一被总局看中,希望他们参与组建国奥。而为了磨练2020年东京奥运会代表队,总局更提出“国奥打中甲”的计划,此举除了锻炼国内年轻球员的目的,更是为体育总局的奥运战略服务。   

如果说国奥组建和职业联赛的若干政策还涉及到国家层面的话,那么小到秦升和孙世林的处罚干预就过细了,这对足协内部的正常工作也造成相当程度的困扰,对秦升等人的处罚不仅未能及时作出,而且纪委会原来的处罚决定也被全盘推翻。体育总局公开表态:“坚决反对球场暴力,将继续推动树立中国足球良好形象。”这也意味着,对中国足球的具体关注还没结束。例如,对天价球员,体育总局最近也明确表示,还会有更严格的整肃措施出台。   

中国足球的问题,根子在体制机制。调整改革中国足协,实行与体育总局“脱钩”,加快推进“去行政化”,就是向政社不分、管办不分、事企不分等痼疾开刀,目的就是让专业人办专业事,使足球按照自身规律运转起来。而体育总局频频在足球具体事务上过问甚至动手,也让足球界人士感到担忧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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