像李敖那样谈钱谈女人,大陆作家都学会了

武汉广播电视台 经济 2018-03-19 12:22:51 819
摘要:2004年的时候,我在北师大读研,宿舍搞了一台电视,可以收看凤凰卫视中文台。每周有好几天的下午,都有一个《李敖有话说》的节目。他讲解历史,也会提到一些现实,比如他在某个时候痛骂国民党大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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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4年的时候,我在北师大读研,宿舍搞了一台电视,可以收看凤凰卫视中文台。每周有好几天的下午,都有一个《李敖有话说》的节目。他讲解历史,也会提到一些现实,比如他在某个时候痛骂国民党大佬。

这个节目我们都很爱看。和我们学校的老师相比,李敖显得太有才华了。他称呼自己,很少使用“我”这个词,而是经常使用“我李敖”这个词组。他似乎不太会正常地称呼自己,比如那句特别有名的自夸,“50年来,或者500年内,白话文写作的前三名是李敖、李敖、李敖”,其实表达的是同一个意思,“我李敖”,每当他说出这三个字时,电视机前的我们就会哈哈大笑。

我不得不承认,这档节目确实有吸引力。尤其是在他说出“我李敖”那三个字时自信的表情,实在太有感染力了。

中国传统文人对自己有一套专门用语,“在下”“不才”,都是极为谦虚的。形容自己的工作也是这样,作家们形容自己的文章叫“拙作”。我们从小所受的都是一种害羞式的教育,尤其是对待自己的文章。小时候我写作文的时候,父母要是在旁观看的话,我就一个字都写不出来了。长大后也一样,每当文章被人谈论,我都会脸红,马上准备检讨一番,“写得并不好”,这样的话一直在嘴边呢。

写文章虽然也是一种工作,但是却是有关自我的。一个木匠当然也在椅子中寄托了自我,表达了他对世界的理解,但是他会把自己和椅子分得很开。写文章就不同了,像海德格尔这样的哲学家,早已论述了语言对人存在的意义。对个体来说也一样,“语言甚于血液”,一个作家如何表达“自我”,确实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。

中国文人对自己的作品都多少有点虚伪的看法,自己称为“拙文”,但是如果别人批评,自己却会难过,并且本能地反击了。所以,“我李敖”这三个字,对我们来说真有点石破天惊。李敖好像并不姓李,而是姓“我”。他总是把自己放在首位,这不仅是他的语言风格,也是他的存在方式。他不仅在电视上这样说话,写文章时也是这样,很少真正讲述别人的故事,在他谈别人的时候,都是为了衬托自己。就这一点来说,他真是一位狂生。

凤凰卫视打造《李敖有话说》这样的节目,其实是建立在李敖在大陆已经有了广泛影响力的基础上。当时,已经有出版社出版了李敖的全集,各种正版盗版的选集也有很多。李敖已经成为一个符号,被媒体塑造为敢于挑战权威(国民党)的英雄。电视台相信李敖的节目会有收视率。李敖也知道他的“批判”是主要卖点,在节目中安排了很多“骂”。

知识分子登上电视兜售观点,在发达国家早已是常态,但是对大陆观众来说,在电视上表达“个性”和“自我”还是很新鲜的。稍后,大陆的读书人也开始登上电视,易中天和于丹都取得了成功,尽管和李敖比起来还是有不小差距,他们也开始在节目中小心翼翼地表达“自我”,这种尝试让他们名利双收。直到今天,易中天和于丹都还有很高的版税收入。

21世纪的开始几年,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绝对是一个好时代。在博客和BBS时代,很多人开始学习李敖(也许并不是故意的),在写作中突出自我的形象。在所谓“眼球经济”主导的网络时代,“炒作”成为一个作家的基本功。像张一一那样的炒作者当然被人看不起,但是对作家来说,写作再也不是寂寞的事业了。尤其是网络时代的“论战”需要,“我认为”“我早就说过”开始成为写作者的口头禅。“自我”开始凌驾于作品之上。

今天大陆的年轻人,很少有人阅读李敖的作品,某种程度上正是因为很多作家的表达都有了某种程度的“李敖化”,李敖那一套就不再有什么新鲜感了。对自我的强调和夸赞,已经成为一种时代精神。

这不是什么贬义。有些人用“真性情”和“真文人”来形容李敖,其实没有抓住重点,李敖绝对不是传统意义上的“文人”。他对自我的袒露(很多时候是过度袒露,比如大谈自己割掉前列腺),其实都是自我塑造的一部分。他必须是一个斗士(当然,他也确实曾经“是”过,确实坐过牢),必须经营这个自我形象。这种做法,其实相当“现代”。他精通媒体运作的逻辑,这让他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都能站在舆论的潮头。

对照一下20世纪初那些知识精英,我们就能发现这种明显的不同。胡适在哥伦比亚大学时,和在北京的陈独秀等人通信,语气都很谦卑,到晚年谈起自己的贡献,他仍然很谦虚。鲁迅也一样,我最喜欢读他为自己的“新书“所写的前言或后记,这时的鲁迅往往流露出非常复杂的心态:我的文章没什么用,但竟然还有几个人看……这时的鲁迅,流露的正是“传统文人”的一面,一点都没有那种战士的豪情。

到李敖这里,已经彻底铲除了内心中属于文人的那种矜持。在电视上,他可以大方地谈钱,谈女人。三联书店的李昕老师回忆,当初李敖授权三联可以出一个选集,但是因为工作繁忙,几个月下来出版没有进展,李敖非常生气,骂他们“占着茅坑不拉屎”——这真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作家应该说的话,却也正是李敖的可爱之处。在李敖那里,写作和出版都不再神圣,而成了普普通通的活路,如果你拖欠他版税,他铁定骂你。

不管是否有意学习,也不管是否真的有“影响”的路径存在,进入21世纪,大陆的作家都“学到”了李敖的那些招数:善于炒作自己,认真地讨要稿费,不惮于公开谈论自己的性事……他们开始习惯高频次地谈“我”,开始“斯文扫地”。

这是匪气还是流氓气?其实这是中国人的新“自我”,而敏锐的作家们率先表达了出来而已。这不是什么坏事,在大家都“流氓”,都更“个人化”的时候,其实反而真正催生了良好的公共讨论。回想一下本世纪初的博客和BBS,那还真是一个更能讨论问题的地儿呢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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