奥斯卡最佳外语片《推销员》:法哈蒂的"再次别离"

德黑兰看起来与任何一座现代化进程中的大都市毫无区别,似乎只有横亘在城市北部的巍峨雪山,宣示着现代伊朗人精神中无法逾越的裂痕。在法哈蒂的镜头中,伊朗的困境并非特殊,而是一种普世的人性难题。

前美国驻伊朗大使馆

今年的春节我有一半时间在伊朗度过,住在德黑兰北部的一栋公寓里。每天驱车前往市中心,总会经过废弃的前美国驻伊朗大使馆,整栋楼的侧立面的美国国旗被改造一番,星星换成骷髅头,条纹则被替换成下坠的导弹轨迹。两个世界的隔阂从未如此具象地横亘在我面前,就像在德黑兰每座拥堵的立交桥上都能望见的Tochal雪山,虽触手不可及,但巨大的压迫感无处不在。

我们从迪拜转机而来,当机组开始播报下降通知时,飞机上的女乘客都默默系起了头巾。她们熟练地将头发在脑后挽起,用一两个发夹将头巾稍微固定,余下的部分轻巧地绕脖一周搭在肩膀上。深浅不一、垂落颈间的蓬松发丝刹那间没了踪影,摩登的迪拜来客们都蒙上了一层神秘而禁欲的色彩。我们这些照猫画虎的游客,也学着她们的样子,笨拙地将臃肿的羊毛围巾扯到脑袋上顶住。

不断冒汗的头顶,怎么也没法固定在肩头的围巾,和酸痛的肩颈,组成了我对伊朗的第一种身体印象。

电影《推销员》海报

在伊朗电影《推销员》的海报上,披着红色头巾的女主角与留着典型伊朗男士络腮胡的男主角,心事重重地望向不同方向。海报构图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导演阿斯哈•法哈蒂五年前的代表作《纳德和西敏:一次别离》,同样是戴头巾的女主角与络腮胡男主角,两张写满心事的中年人面庞一虚一实铺满整个画面。没有多余的背景渲染,法哈蒂仍坚持讲述着最普通的伊朗中产阶级的故事,因此也有人说,《推销员》就是法哈蒂的"再次别离"。

电影《纳德和西敏:一次别离》剧照

今年的奥斯卡颁奖典礼上,伊朗电影《推销员》斩获"最佳外语片"奖项。这也是伊朗导演法哈蒂继2012年凭《纳德和西敏:一次别离》获奖之后,再度获此殊荣。

在影片的前26分钟内,一幅平实无奇的德黑兰日常风景画在观众面前铺展开来。从机场由南向北驶向住处的路途上,我看见的正是这样一个看上去与其他世俗国家毫无二致的都市:它吞吐着巨大的人流,三五层高、灰黄色外墙、火柴盒状的水泥公寓是市内最常见的建筑,与中国普通城市灰蒙蒙的城市面貌几乎没有差别,突突突的施工声和紊乱车流的呼吸声是城市不变的BGM,连雾蒙蒙的空气和立交桥上糖浆样凝滞的车流都和北京毫无二致。

与南部的古都设拉子、伊斯法罕比起来,德黑兰实在是一座年轻的都市。这里没有太多古老清真寺,最引人注目的宗教图腾就是位于机场附近的阿扎迪塔。就在四十多年前,德黑兰的血管里还流淌着西方现代化的血液,一场宗教革命将伊朗拉回政教合一的传统之中,曾经被冲击与撕裂过的价值观却难以完全弥合。在《推销员》中,这些裂纹如同薄冰下暗藏的杀机,从未完全浮出表面,却时刻撞击出令人神经紧张的细微声响。

电影《推销员》剧照

片名《推销员》来自片中的"戏中戏"《推销员之死》,开门见山地点明了电影与美国作家阿瑟•米勒创作的两幕话剧的互文关系。主角夫妇艾玛德和拉娜都是德黑兰一个剧团的演员,正在排练《推销员之死》,艾玛德白天还在一所男校给一群高中愣头青讲课。就在戏剧上演的前夕,夫妇俩居住的公寓因为暴力施工而发生倾塌,不得不仓促逃出,剧团的朋友巴巴克给他们介绍了一间临时住所,屋子很宽敞,只是前房客还没能带走她和孩子的行李。巴巴克和房东都对前房客的身份讳莫如深,实际上她"不太本分",可能是个妓女。

电影《推销员》剧照

蒙在鼓里的艾玛德和拉娜搬进了这间简陋的顶层公寓,将前房客留下的一房间杂物都搬去了过道里。然而就在迁居的第一天,拉娜不慎给回来给一名陌生男人开了门,因此遭到了性侵与暴力伤害,满头鲜血衣冠不整地倒在了自家的浴室里。艾玛德接到邻居的电话才赶到医院,面对受到重创不愿再回忆事发经过的妻子,他选择不去报警,靠着嫌犯落在他家里的小卡车钥匙和手机,孤身踏上寻找真相和真凶的道路。

片名《推销员》直白地披露了导演的隐喻意图:片头缓缓进入的卧室场景实际是戏台上的布景,这对夫妇的私生活与戏中场景来回切换,戏中戏又是戏外戏--艾玛德是陷入中年困境的推销员威利,妻子拉娜则是那个除了对丈夫无力的爱别无所能的琳达。《推销员之死》中,年过四十的老推销员威利始终提着那只装满样品的沉重箱子,而艾玛德的箱子里则是满满的自尊、屈辱和复仇心。

电影《推销员》剧照

伊朗保守的性道德观念,与急速现代化的社会现实间产生的撕裂感,将这个本来普通的悬疑复仇故事抬上了一个台阶。片中种种细微之处,无不在放大男女之间难以言说的隔离感,每一个人,无论男女,无论都受到传统性道德的绑缚。

影片开始不久,在《推销员之死》中扮演妓女的女演员就因为受到其他演员的嘲笑而大动肝火--她裹着一件严严实实的风衣,用头巾包好头发,戴上宽檐帽,嘴里却说"我什么也没穿"。男主角艾玛德与自己的学生一起和人拼车,在狭小的车厢内,他身旁的女性先是主动要求他"能不能挪过去一点",最后直接要求与坐在前座的男学生换座位。在这个不过一分钟的场景中,司机通过后视镜投来的意味深长的目光和学生故作无事的尴尬表情,速写出身为知识分子的艾玛德面临的另一种"性污点困境"。这些克制又刺目的细节,让事件背后特殊的伊朗社会语境更加瞩目。

电影《推销员》剧照

法哈蒂克制的镜头始终给人一种疏离感,观众总像隔着一层玻璃鱼缸看故事。似曾相识的现代都市中年生活,陌生的禁忌感与难于言表的耻辱感却绑缚在每一个戏中人身上。所有人都将自己的面目隐藏在耻辱感之后:拉娜事发之后少言寡语,白天羞于面对丈夫,夜晚又害怕独处,甚至不敢进卫生间洗澡;艾玛德不知如何面对妻子的创伤和自己受损的自尊,他没看见事发现场,无法与妻子沟通,还要承受身边人若有若无的同情和议论;而欲言又止的邻居和房东的面孔更是在迷雾之中,他们表现出了礼貌范围内最大的善意,又忍不住要对那位倒霉的丈夫碎嘴几句。

在受辱的拉娜和艾玛德之外,另一个耻辱的焦点是罪案的"真凶",一个在面包房工作的老头。这个辛勤劳作一生,满身病痛还要当搬运工挣钱的"老实人",妻子和女儿都将他视作至爱的亲人。最后因为害怕艾玛德在家人面前揭穿自己,被耻辱感折磨而心脏病发身亡的加害者,也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受害者。

艾玛德与老头在摇摇欲坠的旧公寓里对峙的场景,像是两个受辱者的拉力赛--他们都痛恨玷污自己名誉的人,又都无法从这个牢笼中跃出,谁能捍卫自己的尊严和家庭,成为两个男人的战争,似乎已经与受害人拉娜没有关系了。

电影《推销员》剧照

与《一次别离》开门见山地指出被西方文化撕裂的伊朗社会现状相比,《推销员》更多地与私人的道德困境相关,这枚屈辱的炸弹雷声大雨点小,最后结束于一记暗室中的耳光和楼道里压抑的哭泣声。

性侵及其带来的难以言说的屈辱感,并非完全是一种宗教背景下的特殊情感。美国西北大学伊朗文化和媒体研究专家 Hamid Naficy在接受《独立报》采访时谈到,伊朗伊斯兰革命后的艺术电影之所以在国际电影节上大受欢迎,不仅仅是因为特殊的文化身份,更是因为他们镜头下的伊朗,与伊朗政府和西方媒体试图塑造的伊朗形象都截然不同:"这些电影中的伊朗人和其他人并无太大区别。他们爱他们的孩子,他们的孩子互相打架,他们嫉妒,他们也忠诚。"中产阶级的家庭危机也好,知识分子的精神痛苦也好,父权社会中女性的道德困境也好,伊朗人的烦恼,身在世俗社会的我们也能感同身受。

Anousheh Ansari在奥斯卡颁奖典礼致辞

为了抗议美国总统早先颁布的"穆斯林禁令",法哈蒂宣布拒绝前往美国出席颁奖典礼。最终代表《推销员》剧组领奖的是一位"不戴头巾的伊朗女人",美籍伊朗裔工程师Anousheh Ansari,她生于伊朗的马什哈德,还曾是一名预备航天员。在她代法哈蒂发表的获奖感言中有这样一句话:"电影人的镜头能够捕捉到人性,打破不同国家、宗教之间的刻板偏见,会在我们和其他人之间产生同情心,我们现在比任何时候都需要这种同情心。"此处的"同情",理解为"共情"可能更为恰当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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