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一代学人的挣扎与突围

《余音》 葛兆光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王国维(1877-1927)

陈寅恪(1890-1969)

吴宓(1894-1978)

□葛兆光

著名学者葛兆光的最新学术史随笔集《余音》,近日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。书中收录了纪念晚清民国以来16位已故学人的随笔。对晚清民国学术究竟该如何评价?为什么把有关传统中国的文史研究称为"国学"?时代对人文学者究竟意味着什么?葛兆光在新书序言中进行了探讨与解答。本期"书坊"特将书中序言摘录整理,以飨读者。

(一)

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起,很多有关晚清民国学者的评论文章出来,我也从那时起,陆陆续续写了一些有关学者的随笔。在我看来,这些有关学者的随笔,并不算是学术史,最多只能算"学术史别页"。不过话说回来,学者也和普通人一样,身处社会,必然受到社会变动的影响。在这些学者身上,你也看到了时代的吊诡、潮流的变迁和思想的动荡,这些有关知识、思想和信仰世界"变"与"不变"的经历,成了我写这些学者随笔的主要内容,用有关沈曾植的那篇文章中的话来说,就是学术史与思想史有些分不开。

在《阴晴不定的日子》这篇随笔中,我曾记述了一九二七年六月二日那天,王国维从容写下"经此世变,义无再辱",然后自沉昆明湖的经过,在这里不妨再接着看受命整理王国维后事的陈寅恪和吴宓。十几天之后的六月十四日,仍是在清华园,深夜,陈寅恪与吴宓长谈,吴宓觉得,自己面对旧理想和新世界,就像左右双手分牵二马之缰,双足分踏两马之背,"二马分道而驰。则宓将受车裂之刑"。陈寅恪则安慰他说,这个时代的读书人,必然面临痛苦,"凡一国文化衰亡之时,高明之士自视为此文化之所寄托者,辄痛苦非常,每先以此身殉文化"。几个月后,陈寅恪把这层意思写在了纪念王国维的《挽词》里,在小序中他说:"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,劫尽变穷,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,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?"

这实际上是那个时代的精神史,却不能说是那个时代的学术史。

(二)

对于晚清民国学术的评价,可能就要看这样几个大关节。

第一个大关节是"学术转型"和"典范转移"。公平地说,这个时代不仅在政治上遭遇"二千年未有之大变局",在学术上也堪称从传统到现代的"轴心时期"。梁启超《新史学》之后,原来的四部之学变成文史哲三分天下,西洋的各种理论和方法纷纷涌入,加上科举废除,新学堂、新知识、新式教科书,连同报纸杂志,逐渐把传统学问做了一个大改造,所以,中国哲学史截断众流,中国文学史改旧换新,中国古代史重新书写,整个儿学术变了一个模样。

第二个大关节是"新发现"和"新解释"。甲骨卜辞、敦煌文献、居延汉简、大内档案(以及胡适指出的日本、韩国有关中国文献)等,恰恰在这个时代被发现,说是偶然却也是必然。就是因为这个时候新资料的重见天日,正巧遇见新学理的所向披靡,于是像化学反应一样,激荡出无数新问题。你可以历数殷商史的重新解释、中西交通的走向前沿、明清社会史的巨大发展,以及宗教研究的视野扩大等等,都和这些新发现的"发酵"有关。

第三个大关节要提到的是"自由环境"与"时局刺激"。晚清正处乱世,民国政府不强,加上从帝国而共和,总需要顺应民主自由大势,因此,对学术的控制相对松一些,这给晚清民国的学术带来自由空间。比如所谓"黄金十年"(1927-1937),章太炎、梁启超影响犹在,胡适、顾颉刚正是当红,陈寅恪、傅斯年成为主流,柳诒徵、缪凤林也依然不弱,就连被胡适后来斥为"反动"的钱穆等人,也照样进了大学当教授。特别是,这半个世纪里面,风云诡谲,政局多变,加上从帝制到共和,既统一又分裂,刚启蒙又救亡,时势对于学术提出太多的问题,也刺激了太多的思想,因此,这个时代的学术,就有着传统时代所没有的内在紧张、丰富内涵和多元取向。

我们只要看看一九四六年顾颉刚写的《当代中国史学》就可以明白。千万不能有后来居上的盲目自大,那个时代机缘凑合,时势催人,确实促成了人文学术的现代转型,也拓展了人文领域的知识扩张,更成就了一批至今还值得纪念的大学者。

(三)

重提"国学",大概要到中国不得不从"天下"(帝国)转型至"万国"(现代国家),而且还面临新的民族国家深刻危机的时候,那种严分"我者"与"他者"的界定,促使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学者借了日本国学(其实还应该注意明治二十年之后日本兴起的"国粹主义")之名,催生了现在的"国学"这个概念。

可是,毕竟"古"不是"今",现代学术已经与传统文史很不一样。仅仅就史学而言,晚清民国以来,有关中国历史观点的最大变化,是"空间放大"(从中央正统王朝到涵盖四裔之历史)、"时间缩短"(把三皇五帝的传说神话驱逐出去,让考古发现来重建历史)、"史料增多"(不仅诸多发现至今仍在继续,历史观念变化也使得更多边缘资料进入历史书写)和"问题复杂"(各种价值观念、分析立场和评价角度,取代了传统或正统的历史观念)。

从"国"这个字来说,现在所谓"国学"门径很窄,似乎并不包括汉族之外即以前陈寅恪所说的"异族之史,殊方之文"。如果说"国"就是汉族中国,是二十四史一以贯之下来的中原王朝,这当然还勉强好说(恐怕也难以涵括蒙元与满清),但是,如果你还想维护满蒙回藏汉的"五族共和"的"中国",这个习惯于追溯三皇五帝、捍卫周孔程朱之学、动辄要制礼作乐的"国学",似乎就犯了"政治不正确"的错误;从"学"这个字来看,现在国学提倡者的所谓学问,恰恰和前面我提到的现代学术四个变化冲突。按照传统文化认知,中国文化总是在儒家文化范围或正统王朝范围,这就与"空间放大"不合;按照传统历史观念,中国历史得上溯三皇五帝,至少也得说到尧舜禹汤文武周公,可是这就和"时间缩短"不合;按照传统文献范围,那些敦煌文书、甲骨卜辞、大内档案和居延汉简之类,大概并不是习惯使用的资料,更不消说域外文献、考古发掘、田野调查,显然和"史料增多"也不吻合。

(四)

学术史的进与退,学者的幸与不幸,一个领域的平庸和不平庸,不完全在那几个天才。近来,人们特别喜欢"天才总是成群地来"这句话,但是天才成群出现,其实主要还是因为时代。那么"人"呢?难道在学术史上,只能人坐等"时势"吗?当然也不全是。只是这种需要积累涵泳才能做出成就的人文学术,既需要"荒江野老"的沉潜,也需要"代代相传"的滋养。毫无疑问,时代已经变化,知识人已经从帝制时期的文人士大夫,变成了现代社会的知识分子,学问也从传统的经典文史知识,转型为现代学院的文史哲研究,但那种读书思考的传统,应当始终像基因一样传续,总不能每代都白手起家,重起炉灶。坦率地说,中国学界现在缺的是从容,不缺的是生猛,太少些"新诗改罢自长吟"的沉潜,太多了"倚马立就"的急就章。其实,学术往往是马拉松或接力赛,不是百米短跑。只有创造了一个"放得下平静的书桌"的环境,这个学界才能变好。

(本文标题为编者所加)